但租赁房屋具有下列情形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一）房屋在出租前已设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即使我们接受该条款是陈述性而非规范性的，笔者认为这对于一个宪法条款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其中指出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基本上维持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六条的规定，未作实质性的修改。
[10]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9页。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是在前苏联，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国家无偿分配的对象，在收回时自然无需给予原使用者任何补偿。认为八二宪法国有化条款将使城市规划区内土地自动被收归国有的观点面临两大问题。这是否是对该条款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严格说来，济源市1992年的文件违反了宪法。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符合制宪者原意和现实情况的。
[20]第三，有论者提出用于居民自住的城市土地应该归类为生活资料，而非生产资料。事实上，这一城市土地所有权国有化、使用权照旧的宪法安排，近七年之后才正式获得下位法的认可。如果某一决定不是法律，则需要观察宪制安排是否认可其被司法机关所适用。
The Na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Decisions with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 Abstracts：A portion of decisions issued by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ssociate with legisl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y possess the character of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nature ofthe decision with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and whether it could be applied by judicial authorities are expected to respond. As for its nature, the subject and the process are the sol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it serves as law. However, those could not be regarded as law might also be absorbed into the power to enact ordinance, to interpret law, to amend law, to supplement law and to ratify treaty authorized by all the previous and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As for its judicial applicability, judicial authorities almost treat all decisions as applicable legal norms without identification. But at the aspect ofought to be, not all decisions could be applied. The reason why decisions with abstract legal proposition grow vigorously and present as legal norms is that the constitutions during transformation periods have not authorized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with sufficient powers, legislators have maintained active and cautious concept in terms of legislation,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possesses multiple authorities and the condition of judicial activities are limited. Keywords: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legislation; law; decision; decisions related to legal issues 注释: [1]感谢何海波、张翔、翟国强、郑磊、林彦、梁美芬、沈寿文、胡健等师友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点。修改性决定与新的法律文本的生成具有密切关联，若法院应当以适用原法律的方式适用修改后的法律，那么在判决书当中援引修改性决定本身也就不应被质疑。《立法法》实施之前的补充性决定也可被纳入广义或最广义的法律解释的范畴，从而也具有可适用性。[33]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83)的草案便被称作法律案。
(任建新.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促进合作，维护和平——在第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上的发言[J].人民司法，1985(9).)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一次在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该规则第16条第2款规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议案和修改法律的议案，法律委员会审议后，可以向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也可以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但在八二宪法下，这两次批准性决定的依据何在，是否仍具有可适用性，法院亦未探讨。
(参见：汉斯•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G]//张千帆，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春季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某一规范或制度亦可作如是观。然而以决定权概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多种职权，却不经意间掩盖了其不能凭借行使决定权回避立法程序、修法程序和法律解释程序的规范状态。自此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以决定之名制定了一些涉及相对具体的问题的规范性文件[28]，却并未将制定决定的权力来源诉诸全国人大1955年的授权。(2)积极慎重的立法理念效应 尽管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两次重大转型皆需要立法者的积极回应，但毕竟兹事体大，处于探索期的立法者自然倾向于谨慎地处理社会需求与立法的关系。
第三种理解是模糊化地处理决定与法律的关系。这样一来，抽象法命题决定的勃兴与其属性不明的状况一起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涤荡，又依凭惯性航行至今。(阚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几个问题[C]//刘政，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话(增订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190.) [2]蔡定剑教授认为，决定具有实体规定性和行为规范性，决议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而只是对已有文件或事件的表态或宣告。但借助何种标准确定此类决定的性质，则须探究。
有论者指出，这里使用分别二字便表明，凡属于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由常委会进行解释，凡属于需要做补充规定的，由常委会用法令加以规定{3}。(二)抽象法命题决定之司法适用的应然状态 不加甄别地适用所有带有抽象法命题性质的决定，在现行宪制安排下并不可取。
而七八宪法延续五四、七五宪法未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制定权的做法也再次不适应现实需求，此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采取应对方式包括突破宪法的规定制定法律[29]、自行制定具有法规范属性的决定[30]、就国务院等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批准性决定[31]，其中后两种应对方式也是五四宪法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所经常采取的措施。然而无论在立法抑或司法实践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抽象法命题决定皆呈现着某种法规范的面相。
另一方面强调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先后派出33个执法检查组，对18个法律和决定的执行情况作了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对《刑法》、《刑事诉讼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若干次解释便属于狭义的解释性决定。第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他主体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在八二宪法实施前或许还能够获得法令的地位，但八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重新塑造动摇了此类决定的宪制根基，从而也影响了此类决定的可适用性。五四宪法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14}，全国人大是掌握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不能制定法律[25]。由于宪法和相关法律皆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应当冠以××法的名称，因而被冠以决定、决议之名的文件也未必断然不可被视作法律。尤其值得瞩目是，《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法律提案的提出主体、列入常委会议程的程序、常委会审议程序等提出了详细的规范要求。
或许应当承认，过分苛责历史并不是科学的态度，积极应对才是面对过往时所应秉持的立场。但乔石委员长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则指出：今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人大常委会在经济立法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共制定、修改法律和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6个。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1993年发布的《关于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律执行情况的报告》便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与《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并而论之，进而表示：《决定》等法律的实施初见成效。[3]在笔者的检索范围内，最早公开使用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这一措辞的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任建新。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2.) [26]如《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1954)、《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1954)、《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1955)等。由此值得追问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勃兴，从而助成了这种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反差？ (1)应对转型期宪法授权赤字而形成的历史惯性 新中国建立初期面临着大规模立法的需求，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之后的法秩序空白需尽快填补，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需要立法予以塑造。
后者虽然采用了法发的文号[16]，而非当前司法解释所使用的法释文号，但彼时的司法解释本身皆未采取法释文号[17]。两部《议事规则》和《立法法》均属于立法者的自我拘束，如果一项决定或决议的议案的提出主体不是法律案的提出主体，[8]或者未经常委会三读审议且不符合《立法法》第28条规定的三读程序的例外情形时[9]，该决定或决议便不可被视作法律。(See INS v. Chadha, 462 U. S.919(1983).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之所以能够立足，原因或许正在于美国宪法将国会主要定位为立法机关，而我国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定位却并不这么单一，因而也无法如此简单地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程序是否有宪法依据。唯有立法者成为守法的典范，良法之治方能成为可期许的目标。
然而这种四分法并不规整，[1]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相当一部分被冠以决定、决议之名的文件本身便带有抽象法命题的性质[2]，从而与立法活动具有一定通联性。该决定虽然旨在明确特定行为的法律适用，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立法解释的情形，然而鉴于其颁布迟于《立法法》生效，因而在判断其是否属于立法解释从而具有可适用性时，本应观察决定的作出是否遵循了《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解释程序，但法院的判决并未体现这一点。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法渊源，参见：陈鹏.刑法有利溯及之例外条款的合宪性限定解释——基于牛玉强案的思考[J].法学家，2012(4). [19]该款规定：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15]张爱与ForexSigns, Inc.(美国汇盛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2013)民申字第41号，【法宝引证码】CLI. C.92673。
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存在类似的补充性决定。无论是哪一类别的决定，其中都隐含了要求决定所规范的对象予以遵守的意味，作为规范执行的重要一环，司法机关自然也在规范对象之列。
但本文所探讨的是法治语境下的规范适用问题，以严格的法律形式确立此类决定当中所规定的重要制度，则是笔者的期待。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即指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2013)授权国务院将若干法律当中规定的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如所周知，五四、七五和七八宪法皆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令、解释法律、批准条约的权力，八二宪法虽然不再认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令，但却授权其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以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譬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若干法院判决皆以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作为说理依据。[34] (4)司法条件的局限 要求司法机关放弃适用那些因程序上存在瑕疵而导致实定法依据不足的抽象法命题决定，在当前看来的确是过度的期待。
但就立法理论在当代的发展而言，应当说这种理解略显抱残守缺。虽然1987年和2009年的两部《议事规则》区分了法律草案和法律修改议案审查结果报告的提出程序，并为前者设定了刚性的最短审查时限，但此种区分无非是为了使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更为慎重地审查创设性立法，况且《立法法》并未对此程序加以规定，因而修改性决定在这一方面与法律的制定程序存在差别，并不影响其可适用性。
(参见：张维炜.劳教依法废止[J].中国人大，2014(1).) [23]对于涉及劳动教养的规范性文件之合宪性、合法性的质疑，参见：林彦.劳动教养是法定制度吗？——兼论立法体制的宪法构建[J].交大法学，2014(3). [24]《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以决定的形式作出法律解释。
